出乎意料的，2020年伊始原本全球關注的焦點是美中貿易戰將會如何發展，沒想到鼠年迎來的卻是突然爆發的新型肺炎，其蔓延擴散的速度與鼠疫不相上下，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將更甚於美中關稅壁壘與科技斷鏈。隨著各大工業城市的封閉，必然使產業斷鏈，無待於關稅構築的供應鏈重組。而眾所週知的是，美中貿易戰的背後是科技戰略與霸權競爭，因此這場由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人類與病毒之戰爭也很可能意外地改寫全球競爭格局。欲理解這場新型肺炎勢必要從2018年以來的全球科技競爭視野，才能理清其政治經濟意涵。
 

從2018年以來全球進入科技競爭的激烈態勢，美國、中國與歐盟三個區域分別展現其主導新科技霸權的企圖。此競爭與其說是科技發展策略之爭，毋寧是治理體制之爭，尤其中國的政治體制與歐美不同，因此歐美政策界常見的議論就是中國的權力集中體制是否會使其在新科技競爭中佔優勢，在十年之內成為最領先的國家。此因中國政府掌握龐大資料有利於人工智慧發展，而中國向來忽視生命倫理的態度似乎也有利於其在基因編輯等實驗進行。不僅如此，中國向來由上而下的動員與控制體制，讓各省級官員積極達成中央所定的政策目標，這也是歐美分權體制所難望其項背的。然而一場新型肺炎的出現，讓相關議論開始轉向，中國政治體制的弱點顯露無遺。
 

中國的新科技發展充分利用其體制特點，就是讓各省官員積極動員民間資源以達成績效目標，這種體制最擅長應對有明確目標，有特定方法的政策，最典型就是經濟成長指標以及科技產業發展。但由於地方官員的權力來源單一（中南海），且績效目標單一，其弱點就是對於非預期的、新出現的問題反應遲鈍，這是政治體制面的侷限。此外中國的人口紅利也極有利其發展高科技，表面上高科技應該是技術密集而非人力密集產業，但實際上人工智慧以及區塊鏈等科技發展，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資料標註、挖礦工人等）。中國並將其人力優勢運用在資訊戰，在歐美網路上大量註冊假帳號進行訊息操作，這些都是歐美國家在客觀上無法模仿的策略。
 

為何歐美要對中國的高科技發展優勢如此焦慮？這是因為人工智慧不僅有產業經濟意涵，更具有軍事戰略意涵。例如中國已經在無人機產業佔有絕對優勢，而無人機是能發展成自動化武器的科技。又例如華為在電信設備的領先地位，也潛在能佔據全球電信基礎建設市場而掌握所有訊息流通的管道。此所以美國在2018年8月由國會通過的兩項法律，「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簡稱ECRA)，「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簡稱FIRRMA)都將無人機、人工智慧等列為優先管制項目，對華為的共同抵制更是與歐盟談判交涉的重點。這一切試圖從外部進行圍堵的抵制，都比不上這一波肺炎病毒從中國內部展開的攻勢來得凌厲。
 

中國在發展高科技上的體制優勢，在面對新型病毒傳染病時就全部成為劣勢。首先就是追求績效至上且缺乏生命倫理觀念的背景下，導致防疫人員發現疫情時竟以發表國際期刊論文為先，故意隱匿相關資訊以致疫情蔓延失控，這情形跟賀建奎罔顧醫學倫理擅自進行胚胎基因改造，並主動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其成就，簡直是如出一轍。另一方面，中國近年來以數位科技進行嚴密的社會控制，已經讓網路上原本該有的自主訊息管道萎縮。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一方面成為中共極權控制的最強工具，另方面也埋下國家治理脫離現代化而失能的伏筆。一場瘟疫的蔓延，竟沒有任何有效的政治或社會機制可以發出警訊，以致當中南海知悉此疫情時已經接近萬人感染，情況失控到必須以封城封省的手段處置。
 

目前看來，這場傳染病疫情可能延續到五六月，中國的經濟必然因封城封省而重挫，甚至失去世界製造業中心的地位。中共的領導權威也很可能受到削弱，政治體制會出現什麼變化目前無法預測。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從過去兩年來的資訊戰（假訊息及挑動社會對立的言論），已經變成是病毒。台灣社會經過今年初的選舉證明了對資訊戰已經產生某程度的免疫力，但要對新型病毒產生免疫力恐怕還要很久。所幸選舉已經結束，台灣政府可以不用分心顧慮各種扯後腿言論，完全以專業判斷主導防疫。政府在這次防疫作戰中展現的高效率證明一件事，至少在面對病毒的作戰中，民主體制還是比極權體制來得有力量。然而放眼這場防疫作戰的戰線將延長，而台灣與中國的人群往來關聯度實在太高，因此下階段應該要將議題從防疫專業提升到國家安全戰略層級，才能因應中國可能出現的經濟與政治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