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與人的連結」成了熱門用語，還帶了點負面意味，好像是給防疫帶來大麻煩的禍首。其實，人與人的連結，也是台灣作為防疫共同體，共同度過難關的重要基礎。
 

此刻，我們當然必須減少人與人的接觸；但就像蹺蹺板，物理接觸降低後，必須設法提高另一端心理層面的連結。否則，防疫政策會遇上更大麻煩。
 

指揮中心真正的挑戰不是病毒，是人心

疫情指揮中心看似在對抗病毒，其實他們真正的挑戰，是安定社會人心：唯有民心穩定，才會遵守指揮中心的指示；一旦恐慌心理蔓延，那麼指揮中心下達的任何指令都不會被遵守。
 

例如，媒體常用「封城」這概念來討論防疫措施。但台灣的生活圈彼此太近，要真正拉出封鎖線阻止民眾跨區活動，付出的執行成本非常高；更重要是，這樣的政策所傳達的訊息非常強烈，造成的恐慌效果，將使後續任何政策都難以執行，民眾甚至可能出現對所有政策都逆向操作的行為。
 

固然有科學論述認為，阻絕病毒最有效方法，就是立即斷絕其傳播鏈；但現實是，人的行為模式並非基於理性分析結果，而是情緒反應的行動（例如第三級警戒發布後就到大賣場搶購物資之行為）。因為社會性的干擾因素太多（包括媒體與政客的藉機操作），科學上的最佳方案，通常不會是現實政策中的最佳模式。

並非說防疫政策只管安撫人心，不管科學事實；而是說，依循「有限證據」所做的決策選項中，應該採取有限的決策，以保有決策的彈性。若立即採取最嚴格的決策，恐怕會因過度決策，而會喪失了後續決策的空間。
 

所謂「有限證據」指的是，現在有些論調認為，社區中已經廣泛蔓延傳播，遠超過篩檢能量所能檢測，因此須立即拉高防疫措施到封鎖層級。實際上，蔓延程度有多廣、多深，還是要以每日確診數來推斷，不宜貿然假設「現在不封鎖就來不及了」。這種封城論，忽略了執行成本、對經濟弱勢者的傷害、對社會人心的衝擊等現實面。
 

此外，我們都說「防疫視同作戰」，這種比喻法讓人誤以為，指揮中心可以直接攻擊病毒，其實不然。指揮中心看不到病毒，看不到傳播鏈，唯一能影響的是病毒傳播的途徑，也就是人的行為模式。指揮中心要先預測人的行為反應，才能控制病毒的傳播途徑。
 

台灣的三優勢：社會素質、醫療體系與疫苗

最近這波疫情，是從歐美蔓延回來的變異病毒株引起。冷靜分析仍可發現，面對疫情，台灣社會有比歐美更好的社會心理素質；我們不像美國社會，充斥著疫情陰謀論及反科學論。陰謀論，就是把疫情指向特定政治大計畫的一環，造成對防疫政策的不信任與不配合；反科學論，則是民粹式地宣稱這只是像「感冒」一樣，結果造成全國性疫情，死傷慘重。
 

除了社會心理素質較好，台灣還有健全的醫療體系可對應疫情；因延後面對變異病毒，我們也已從國際經驗更了解這隻病毒的傳播特性，可制定適當的因應措施。如果我們對這病毒完全不了解，自然須採取最嚴格的應對措施，但目前情形已非如此。
 

最後，我們還有個最有利的條件，就是國際上疫苗已研發完成且產能充足，陸續會送抵台灣；台灣的國產疫苗也將在七月底推出，只需要再撐兩個多月，就可經全面施打疫苗，徹底解決疫情。
 

強制輕重症分流，避免醫護過勞崩潰

在這段時間，首要之務就是維持醫療體系；關鍵策略就是輕重症分流，輕症安置隔離檢疫所，重症在專責醫院治療。
 

目前，指揮中心仍以宣導方式，要大家「沒事別去篩檢」「輕症自主隔離」。但真要度過這兩個多月的關鍵期，指揮中心可能要以更明確的規範，來落實輕重症分流。
 

台灣的醫護人員長期以血汗支撐醫療體系運作，遇到疫情時，更是作戰的前線戰士；但民眾長期享受醫療便利，而對醫護的處境無感，只想到自己的醫療權益，忽視自己造成的醫療負擔。

因此，指揮中心除了調動專責醫院與醫護人力支援，必須「設法」落實合理的防疫資源配置。所謂「設法」，就是指揮中心應以特別條例所賦予的權力，頒布相關命令強制分流。否則，民心浮動造成的負擔會直接施加在醫護體系上，下一個危機，就可能是醫療體系的過勞崩潰與變相怠工。
 

作為防疫共同體，社會大眾必須能理解醫護人員的辛苦、社會弱勢者的處境；透過同理，才能避免冷漠與排斥、恐慌與爭執。
 

要冷靜，不要冷漠；要警戒，不要恐慌

而媒體在危機發生時的主要功能，則是多報導醫護人員現在的超負荷狀態，以及社會弱勢者面臨防疫措施的生活困境。試想，你的社區中有醫護人員居住，而他們服務的醫院出現確診案例，你的反應會是如何？是更體恤他們的辛苦，而主動幫忙照顧其子女停課後的生活？或是避之唯恐不及？
 

這就是冷靜與冷漠的差別。
 

再想想，當你居住在高風險區域，你是否會衝去大醫院要求做快篩？或是避開去醫院提高感染風險，待在家注意是否有症狀出現？
 

這就是恐慌與警戒的差別。
 

冷漠與恐慌，是防疫共同體中最大的危險；是表面上相反、實際上直接相關的兩種情緒；也是任何想瓦解分化這共同體的勢力，所極力鼓吹的情緒。
 

我們要警惕這類的論調，就算其並非刻意分化社會，也可能無意中造成此效果。
 

在危機社會中，人的行為固然是情緒式反應式，但情緒也可被導引為正面作用。例如，因為警戒感而讓自己更安全，因為同理醫護人員辛勞而讓自己更冷靜自制。只要能做到冷靜而不冷漠，警戒而不恐慌，相信經歷這波疫情過後，台灣的生命共同體會被打磨得更為團結，人與人的心理連結會更深更廣，這會是這場危機所給予台灣社會的祝福。

原刊登於未來城市〈封城防疫，為何理論上有效，實際上卻不可行？｜李崇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