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許多區域性組織、學術研究機構、甚至商業公司（如谷歌、微軟等），都提出各自的人工智慧倫理原則文件。2020年一月，哈佛大學專研科技倫理議題的伯克曼網際網路與社會研究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調查顯示，當時，全球至少有36份重要的人工智慧倫理原則文件，內容各有特色，也有不少共識。
 

由於這些文件的發佈機構不如聯合國具全球地位，故此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工智慧倫理建議書》，可視為全球人工智慧倫理議題之集大成；從該文件長達26頁的篇幅、涵蓋七大項主題的規模，亦能一窺此意義。
 

若將《人工智慧倫理建議書》視為人工智慧倫理原則的集大成，是各方商討擬議之後燦然大備的成果，固然值得欣慰，但也將面臨另一層疑問：

人工智慧倫理工作的下一步該是什麼？如果倫理原則都已齊備而有共識，後續問題就是：這些倫理文件，真能影響人工智慧科技應用的走向嗎？
 

最不堪的結果可能是，這份集大成的文件，可能僅是人類在人工智慧倫理討論的最後努力、也是最無力的一聲吶喊。若由聯合國組織通過的文件尚無法對現實造成一點影響，那麼，後續還有討論人工智慧倫理的價值嗎？
 

這份文件究竟會成為「見證科技倫理論述的失敗」，抑或是「從倫理論述進展到規範建構的轉折點」，將是檢驗其歷史定位的重要判準。
 

長達26頁，獨漏關於「科技民主」的論述

文件的歷史定位有待將來論定，現階段可先檢視此文件所標舉的倫理原則與自我定位，以預見其是否有規範建構的企圖，以及可能面臨的侷限。
 

《人工智慧倫理建議書》的英語版長達26頁，歸納了先前各方所倡議的人工智慧倫理原則條項，以「序言」「適用範圍」「宗旨目標」「價值觀與原則」「政策行動領域」「監測與評估」「本建議書的使用與推廣」等幾大項為基礎架構；其中尤以「價值觀與原則」「政策行動領域」為核心。
 

然而，檢視文件內容可發現，人工智慧倫理原則雖已有多方討論成果，多也收錄於此份文件中；但仍遺落一個重要面向——關於「科技民主」的論述。
 

科技民主原則才是人工智慧倫理的關鍵，有兩大原因：

1. 本質上，人工智慧科技有助長專制政府進行極權統治的性質。極權統治需要相當大的統治成本，但人工智慧可讓極權政府以更少的成本，達到更徹底的社會控制，在中國就是典型的數位極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若要檢驗人工智慧的倫理，必然要將該科技與政治運作的關係，列入考量。
2. 人工智慧科技的應用能創造諸多社會利益（包括能源政策與氣候變遷也有賴人工智慧解決），但也恐帶來社會安全性的風險（包括對就業結構的衝擊，對人類自主性的威脅等）。

在利弊兼具的兩難困境中，唯有透過科技民主的程序正義與制度保障，才能追求最大利益且降低社會風險。
 

愈是民主法治健全、可問責性高的政治體制，就愈能確保社會多數人因人工智慧科技而受益，且照顧到因該科技而受損害與風險的群體。換言之，落實科技民主，才是實踐人工智慧倫理的基石。
 

然而，這份人工智慧倫理建議書，通篇未強調科技民主，反而一再出現秉持主權與內政原則的聯合國制度框架，正反映了聯合國架構下建構人工智慧倫理（或在所有科技倫理議題上）的結構性侷限。
 

聯合國不干預內政，削弱各國落實意願

聯合國自成立以來，其目的為維護世界和平，避免再發生世界大戰，故尊重各國主權自主，堅持不干預內政事務。固然，在國際人權法體系的發展下，「不干預內政原則」開始鬆動；但國際人權法的落實，仍受到主權國家自主原則的牽制。
 

在這份人工智慧倫理文件的序言中，再次看到「建議會員國根據本國的憲法規定與治理架構，採取適當步驟，包括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適用本建議書各條款」這樣的文字，就表明了聯合國無意將人工智慧倫理，提升到國際人權法的立場。
 

在此前提下，即便這份文件提出多項科技倫理原則（如隱私保護、不歧視原則等），缺乏將倫理原則發展成具體規範的意志，仍將大大削弱各國（尤其是專制或威權國家）積極落實的意願。

不僅如此，某些倫理原則，已成為專制國家政府干預市場、進行政治整肅的正當藉口。例如，「數位壟斷與個資濫用」是歐美社會近年嚴肅面對的科技倫理議題，而相關論述很容易傾向「以公權力介入市場機制，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立場。
 

此種市場懷疑論，恐賦予中國近期大舉整頓科技產業，甚至大行「國進民退」政策的正當基礎。換言之，當聯合國此份倫理文件仍謹守主權至上、不干預內政之原則，但又標舉各項科技倫理原則，其實踐結果，是否反成為專制政府的護身符？
 

縱有前述疑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此時提出人工智慧倫理文件，仍具有象徵意義——人工智慧的應用層面日漸廣泛，倫理原則不能流於空白或各說各話。
 

透過倫理文件的歸納整理，或許能開啟由下而上的倫理意識教育；尤其，科技倫理不可或缺的科技專業組織自律機制（如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或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將會有全球共通的倫理範本可資遵循。
 

如此一來，這份倫理文件亦可成為國際軟法（soft law）的基礎，也是對此份文件所能做的最樂觀期待。
 

在全球範圍上的科技民主絕非一蹴可及，科技倫理終要依靠點滴工程。在體認到聯合國體制侷限的同時，也不必太快否定這份文件促發下階段規範建構與科技民主化的可能。